龙应台是一位母亲,但她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十八岁的人。
她说：“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十八岁，离母爱有多远？在龙应台与安德烈之间，在台北与法兰克福之间，仿佛只剩下几句无关痛痒的问候，与真正的精神隔阂。
“不，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努力着,安德烈也努力着。
每一封信里的思维火花，是现实中无法体验的。仿佛只有在纸的平面上，才能跨越思想的障碍，直抒胸臆，像一半朋友，一半母子一般地交流。安德烈爱他的母亲，但是，爱不等于喜欢，不等于认识。事实上，爱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都可以省略。
母亲是一个容易被淡忘的角色，年轻人的生活中，这仿佛是个罕见的名词。但安德烈与她的妈妈作了不同的尝试。他们的书信像一个拆除装置，把彼此之间的墙一块一块地拆掉在漫天的尘埃落定后，面对面，看清对方，也在对方的眼睛里真正地看清自己。母亲第一次认识了生命里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就像从空中绕过一堵高墙，在信纸上，两个人的思考与理解或相同，或不同；或质问，或反驳。新的思考与旧的保守交织在一起，碰撞出新的花火。他的三份玩世不恭，两分黑色幽默，五份认真。母亲的八分认真，两分知性怀疑。两代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诠释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三年真的很不容易。一件枯燥而又有趣的这样一件事，一般人可能几次就会放弃，因为真的很辛苦。拼命地写，拼命地改，那一篇篇最真实的文字，才这样横空出世，被我们看到。母子之间的心灵之语,就像一杯热茶，温暖人的心灵。出书不重要，这三年的不懈坚持，已经够了。在我眼中，他们的对话，就像我与妈妈的对话一样，不拘于小节，也不失于哲学的思考与观点。一位拥有犀利之笔的作家，化身成了一个真正的生活中的妈妈；一个优秀而又有些任性的青年，也就变成了一个家庭中的儿子。最后一封信中诗人鲍勃·迪伦与妈妈共进晚餐的镜头让我深深感到：有妈妈的地方永远有家。
正是因为这三年——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努力，他们之间从那形同陌路时候开始，在三年后，有了一份联结，是心与心之间的对话，世界上最亲密的手记。可能表面没有太多的改变，但两人的心中，早已形成了联结的纽带，朋友的默契与母子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