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之间，四方效法。不久升司空，再升大司寇，职掌司法，之后又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执政。
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一安一门。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少正卯，少正是官名，以官为氏，以卯为名。他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创办私学，两人争夺学生极为激烈，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三次坐满而三次跑空，如此反复，只有颜渊意志坚定，一直跟着孔子。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
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
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
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
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从这些罪名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思想反动，和官方意见不保持一致。南辕北辙，因为思想反动，所以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坚韧刚强都只会助长反动思想的传播，所以这样的人越是知识广博、越是善于辩论、越是坚韧刚强对社会破坏就越大，就越是该杀。
盗、一奸一之属，为害一时，却不会扰乱为政的根本，而且罪恶彰显，人人明白，思想上的问题比较隐蔽，才是大问题，必须要首先解决，所以称为“先诛”。太公望至齐而诛华士，是为先例。刘向强调：“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杀人，是保证太平的手段。司马迁也是用后来的鲁国大治为孔子背书，据他说：“孔子执政三月，商贾不欺童叟、男一女分路而行，路不拾遗，四方之客，宾至如归。齐国恐怕鲁国称霸，甚至考虑把土地送给鲁国以求和好。”（《史记•孔子世家》）言下之意，只要天下太平，就证明杀得对，杀得有理。诛于东观，就是要以儆效尤，后来曹一操一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颇得其中杀鸡儆猴的帝王之术真谛。
有人误会孔子妒贤嫉能，有点太小看至圣先师了。如果孔子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物，也不足以创立儒学流传二千年了。孔子借《诗经•邶风•柏舟》感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
其实孔子杀少正卯杀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到了不可不杀的地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这就意味着，只要思想、言论与我不一样，就是异端邪说，就该杀而后快。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荀子本来是儒法兼修，外儒内法第一人，对此大唱赞歌不稀奇。
从朱熹开始，一些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持怀疑态度，其论据包一皮一皮括史料证据、制度沿革、孔子治国理念等，至今两派争讼不休。
历史是一种印象，真实早已掩埋于尘土之下，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历史的真相。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印象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实实在在的历史真相来得更大。
孔子诛没诛少正卯不重要，这个故事得以正面形象流传，说明一党一同伐异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这个故事很好用，所以后世儒生争相效法，五条罪名越用越熟练，无论是清誉名士，还是贪赃枉法之徒，都可能被加上了“少正卯”的罪名。
东汉末年，杜乔上书指斥梁冀兄弟“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公元147年）；李膺（公元166年）初任河南尹就以残暴无道、杀死孕妇之罪杀死宦官张让的弟弟张舆，面对汉桓帝的指责，意正严词的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我到任已有十天，我只担心动作拖拉而受指责，哪想到因办案迅速而获罪。”
这两个故事比较正面，可越往后越负面。魏晋之际（公元263年），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故事，认为嵇康言论放一荡、诋毁经典、祸害时局、扰乱名教，帝王所不应该容忍，嵇康被诛于市。
到了北宋之际，政敌之间常常互相指责对方是“少正卯”：何郯弹劾夏竦（公元1048年），欧陽修、刘敞等弹劾刘昌期（公元1059年），李定弹劾苏轼（公元1079年），苏辙等弹劾吕惠卿（公元1086年），要不就是引用“学非而博”、“行伪而坚”、“言伪而辩”的罪名，要不就是直指对方是“异端害道”、“鲁之少正卯”。
为此苏轼发过一通调侃，大意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正为自知相位不久，所以不得不乘还在位时速行其事，否则迟疑两三日，只怕少正卯所图。（《东坡志林•卷四》）借孔子的酒杯，浇自家的心事，一语道破自古一党一争之烈，孔子不杀少正卯，少正卯就要杀孔子，无论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里有宽容可以藏身？
后来又发生了两起“少正卯”，更令人惊诧莫名。一起在南宋（公元1195年），儒学大师朱熹遭沈继祖参奏六大罪，并说“嘉为大一奸一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另一起在明季（公元1627年），无耻文人陆万龄竟称“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比魏忠贤为孔子，比东林一党一人为少正卯。
一个是将来配享孔庙的先贤，被诬为少正卯，一个是遗臭万年的竖Yan，被比为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可见谬种一旦流传，不由你考证它是真是伪，它自有它的生命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