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後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为《五经异义》，传於世。《郑玄传》载玄所著百馀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後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玄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於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於《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於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复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後。其间有《异义》而郑无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後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馀，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残章断简，固远胜後儒之累牍连篇矣。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後汉书》郑玄本传则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其说不同。然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徵。《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非唐宋诸《志》动辄疏舛者比、断无移甲入乙之事。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後汉书》原其始，《隋书》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新、旧唐书》载《郑记》六卷，尚与《隋志》相同。而此书则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总目》始不著录，则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谁氏。观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答赵商之问者，前後两见，而详略小异；又陈铄之名前後两见，而後一条注一作铿：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於诸经《正义》裒辑而成。然如所载“弼成五服”答赵商问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则正合孔《疏》所云郑氏之本。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牿”一条，今《周易正义》中不见，而《周礼正义》引之，较此少冷刚问云以下六十馀字。《周礼正义》引答孙皓问一条，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亦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乃不载《正义》中，则亦博采诸书，有今日所不尽见者，非仅剽刂《正义》。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此本“先师”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师非指仲梁子。如此之类，亦较他书所载为长。足证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所新编也。间有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附录之，以存郑学之梗概。并以见汉代经师专门授受，师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笔之为传注，其既详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与胡争宁宗持礻覃之礼，反覆辨难，终无据以折之。後读《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郑志》一条，方得明白证验。因自书於《本义》之後，记其始末，有“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语。是朱子《议礼》，未尝不折服於玄矣。後之臆断谈经而动辄排斥郑学者，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陆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前有《自序》云：“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示传一家之学。”考癸卯为陈後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後，追纪其草创之始也。首为《序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列《老》、《庄》於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陈季，犹沿六代之馀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书，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板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并之矣。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後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自宋代监本注疏，即析附诸经之末。故《文献通考》分见各门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与注相淆，不可辨别。此为通志堂刻本，犹其原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蚩顾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讹，规模自在，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然《公羊传》仅一条，又皆校正《传》文衍字，於《传》义无所辨正，後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郊祖宗报，於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其标题当为《春秋》，故得兼及《外传》。传写者见第一条为《公羊》，第二条末亦有“公羊”字，遂题曰《公羊》而注曰“《国语》附”，失其旨矣。《论语》诸条，有与诸经一例者，又有直书《经》文而夹注句下如注疏体者，亦注《论语》而未成，以所注杂录其中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於原甫。”（案《读书志》亦载此文，以为元史官之说）晁公武《读书志》亦证以所说“汤伐桀升自而”之类，与《新经义》同，为王安石剿取敞说之证。大旨均不满於敞。《朱子语类》乃云“《七经小传》甚好。”其说不同。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也无戎”当作“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九{筮合}，五曰巫易”当作“巫阳”；谓《礼记》“诸侯以《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至《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则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有遗文，“礼不王不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有倒句。而《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又如解《尚书》“鸟兽跄跄”，谓古者制乐或法於鸟，或法於兽；解《毛诗》“葛之覃兮”，谓葛之茂盛，则有人就而刈之，以为，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则王者就而聘之，以为后妃；解《论语》“乘桴浮於海”，谓夫子周流列国，如桴之在海，流转不定：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故流俗传闻，致遭斯谤。然考所著《弟子记》，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实与新学介然异趣。且安石刚愎，亦非肯步趋於敞者。谓敞之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谓安石之学由於敞，则窃之疑矣。且略其卮词，采其粹语，疏通剔抉，精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并废敞书欤？
△《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春秋传》则专著而未成，观崇宁二年《自序》可见。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於《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於《易传》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补其阙也。《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然《经义考》引康绍宗之言，谓《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遗书》外书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吕大临，朱子辨证甚明，亦不得窜入《程氏经说》，增此一种。故今所录，仍用宋本之旧焉。
△《六经图》·六卷（通行本）
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其书成於绍兴中。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援。其书成於乾道中。据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甲图尝勒碑昌州郡学。今未见拓本，无由考其原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以其本出杨毛二家，姑从始事之例，题甲及邦翰名云尔。
△《六经正误》·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谊父，或曰义甫。义、谊，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进士晃之子，晃尝著《增注礼部韵略》及《禹贡指南》。居正承其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事者聘居正司校雠。已定四经，会居正目疾罢归，其《礼记》及《春秋三传》遂未就。然所校四经，亦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绐有司，版之误字未改者犹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补成此编。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於经学。其中辨论既多，不免疏舛者。如“敕”古文作“敕”，隶变作“敕”。居正乃因高宗御书石经误写作“敕”，遂谓来字中从两入，不从两人。“享”字古文作“[B095]”，隶变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谓享字训祭，亨字训通，两不相溷。“坤”古从土从申，隶别为“巛”。居正乃谓“巛”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画之形。“<辶犀>”、“Ｂ８”古文本一字，《说文》以为“<辶犀>，籀文作Ｂ８”者是也。居正乃谓两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剌，俗误书作“<束页>”。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其於六书皆未确。又《周礼·大行入》“立当前疾”，“疾”乃“Ｂ９”字之误。“Ｂ９”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前掩版，实与Ｂ９不相涉。如此类者，於《经》义亦不合。然许氏《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不免小有出入，为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乌能求备？论其大致，则审定字画之功，固有不可泯没者矣。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於嘉兴。鄂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於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尝论其误，以杜《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则尚见原刻。今则诸经印本，率已罕传。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之本，亦颇非其旧。惟此《总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於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乔行简奏下严州取时所著书之一也。俱先列《经》文，略加音训，而诠释其大旨於後。《孝经》用古文。《大学》但析为六章，不分《经》、《传》。盖时之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出於陆九渊，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乃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千驷”节，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谓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晓人之意。亦俱根据旧文，不肯信为错简。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也。然金之学，惟凭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时则以笃实为宗，故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又敖继公《仪礼集说後序》所谓“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绍兴己丑时《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皆不著录，独张萱《内阁书目》有之。虽以“四书”为名，所解不及《孟子》。与朱子所称“四书”者异，故附列於《五经总义类》焉。
△《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考《福建通志》暨《莆田县志》，皆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四书》。其说多述朱子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如“行夏之时”，则据《礼运》“孔子得夏时於杞”《注》，谓夏四时之书而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谓周时皆用井田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据《诗·鼓钟》及《内传》季札观乐，谓南即是乐。又谓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虽按之经义，不必一一吻合，要为好学深思，能自抒所见者也。此本出其裔孙文炳家藏，已有残阙。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但载其所著《经史辨疑》，而不及是书。当由刊在家塾，闽中僻远，偶然未见传本欤？
△《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成化中于江危邦辅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从之。”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今检书中论《诗》，皆主毛、郑，已与所著《诗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条引及樵说称夹氵祭先生，足证不出樵手。又论《诗》一条引晦说《诗》。考《宋史》樵本传，卒於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之号则始於淳熙二年，皆与樵不相及。论《书》一条并引《朱子语录》，且称朱子之谥，则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验。不知顾湄校《九经解》时，何未一检也。第相传既久，所论亦颇有可采，故仍录存之，缀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则从删焉。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赞》，但标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则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版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不著年号。考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一字数音者皆并存之。如《金》“辟”字下云：“孔音辟，法也。《说文》音必。郑音辟。”《大诰》“贲”字下云：“音坟。王读为《贲卦》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郑音捷。王、杜并以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坛”，“坎”字下云：“《注》作禳祈，《孔丛子》以为祖迎。”《祭义》“阎”字下云：“徐廉反。古音寻。”《周礼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刘音茂。”“颁”字下云：“郑音班。徐音坟。”《笾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云：“遗音位，刘音遂，乃与卷首《序》‘遗人’音推异。”如此者不可枚举，固非後来坊本直音，以意属读，惟趋便捷者比也。惟《礼记》：“敖不可长。”《释文》：“敖，依《注》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亡反。”此书云：“敖王音平。”则《释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长”字下又注云：“长，张上，又平”。则又兼用郑《注》“竹丈反”。一句之内，於郑《注》半从半违，遂使“敖”字、“长”字音义两不相应。又《周礼·太宰》“ヵ贡”“ヵ音留，燕游也。”今考郑《注》“ヵ读如燕游之游。”此书既用郑义，则“ヵ”当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传》“ひ厉游缨”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审端径术”下云：“术，《注》作遂。方曰：径，道之小。术，道之末。则如字是。”今考《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水经注》引《学记》“术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传》、《汉书·五行志》“术”并作“遂”。是古字术遂本通。此书反信方氏之曲说，殊为未协。又《中庸》“壹戎衣”下云：“《书·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读为殷者无据。”今考古“衣”字作“[C064]”，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读殷为[C064]，音与衣同。《白虎通》曰：“衣之为言隐也，所以隐身也。”则衣隐音近。《楚词》“新浴必振衣”，与“汶、尘”合韵，则衣、殷二字音通。是书以为无据，亦为失考。然核其大致，则多能决择是非。如於三《礼》虽多守方悫《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读如“”，方悫“宗”作如字，则兼存郑义。又《书武成》“识”字下云：“陆无音，汉翟《疏》引此作恭。”则补苴阙遗，亦颇能有所考据。又《檀弓》“卜人师扶右”下云：“卜读为如字者非。”考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则於义无取，此书不用《释文》所载前儒之说最当。又《周礼·醢人》“”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释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说文》“，水衣。”本作“”，从草，治声。水衣之“”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为“”之古音矣。故“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证。是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於《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於《易》则兼采程、朱，於《礼》则多采方悫，其他经引胡瑗、司马光音读尤多，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若《九经》前後失次，则当为坊刻之误。既无关大旨，固无庸深论矣。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ん”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る《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後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後，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べ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僭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後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肜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无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尸鸠》为美周公，乃《豳风》之诗，错简入於《曹风》，则又臆断之馀习矣。《春秋》仅说“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与“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与“阳俗”一条年月又复颠倒。其说不甚主胡《传》。然既曰胡《传》不合笔削之初意，又曰圣人复生，亦将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於笔削之初意，则於胡《传》亦尚在疑信间也。大抵僻处穷山，罕窥古籍，於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也。
△《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Δ》，已著录。是编皆其读书有得即题释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天台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凡《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孟子》合一卷。前有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华希闵《重刊序》，称“格物一义，顿悟者方欲扫除一切。先生则曰：格物犹言穷理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也。不曰穷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实也”云云。盖时方趋向良知，以为圣人秘钥。儒者日就玄虚，宝所学独笃实不支，故其言如此。全书大旨，不外於斯。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飚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於醇正。亟录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挈撰。睦挈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据《明史·睦挈传》，称其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後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艺文志》载睦挈《五经稽疑》六卷外，又载睦挈《春秋经传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别行之本，析为四卷，乃与《明史》所称《春秋经传辨疑》合，考睦挈《自序》，称“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馀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挈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挈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为“城”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诗》、《礼》所说殊略。《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後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纟番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纟番译《四书》，续纟番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纟番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於《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於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於万世。其有裨於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盖鼎先为《考文》，而观补其遗也。二人皆不知何许人。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凡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别《孟子》於《七经》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国，殆犹用唐制欤？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诗》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崇祯本即汲古阁本也。其例首《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凡有五目：曰《考异》，曰《补阙》，曰《补脱》，曰《谨案》，曰《存旧》。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如《尚书·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今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粟水”、“粟米”二条；《毛诗·鸱章》“予尾”《经传沿革例》引监本、蜀本、越本作“”，今汲古阁作“”，古阁作“矛尾”，而此书不引“”一条；《生民章笺》“︳谓张口呜呼”，《经传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呜”作“鸣”，今汲古阁本作“呜”，而是书不引“鸣”字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阁本作“耄”，而此书不引“耄”字一条；《襄三十一年》“夭厉不戒”，《六经正误》引临川本“夭”作“天”，今汲古阁本作“夭”，而此书不引“天”字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今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遍”字一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然如《周易·小过》九四《注》“不为责主”，此书引宋版“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合。又《春秋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宋永怀堂本“级”作“”，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合。《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献王”，此书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济水荥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宋永怀堂本“荥”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据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监本、蜀本及诸善本合。《礼记·曾子问注》“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宋版“则”作“周”；《丧服小记》“殇无变文不缟”，此书谓“缟”乃“缛”字之误：皆与《经传沿革例》所引兴国本合。考《经传沿革例》所载宋版二十一种，多不附《释文》，其附《释文》者独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书载宋版《毛诗》、《左传》，独附《释文》，则或为监本及蜀中大字本欤？又鼎称足利本乃统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书·舜典注》云“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而《六经正误》所引监本亦云“理”作“礼”，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以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於监本，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其中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比诸经尤甚。如《士昏礼》“视诸衿ひ”下脱“胥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下脱“士鹿中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下脱“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下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下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其一两字之脱，尚有二十处。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於典籍不为无功矣。惟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不类，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则子朝无奔郊之事，此四字为王尧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复采之，未免泥古之过，然不以一眚掩也。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故题曰“经问”。其後三卷，则其子远宗所补录也。其中如论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肃容、肃揖、肃拜三者之分；论妇人不称敛衽；论稽首、顿首之误用；论杜预注丘甲之非；论《仪礼》出二戴，《礼记》不出二戴；论甘盘不Т於荒野；论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以字为氏，不必定用王父；论兄弟不相为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说；以《史记·诸侯年表》正《赵世家》记屠岸贾之讹；谓卫宣公无夷姜事；谓《孟子》记齐楚伐宋时，宋犹未灭滕；谓《春秋》桓公多阙文；论公行子有子之丧；论微子、微仲；论郑康成误注剿说为雷同；论孔子非摄相；论孔子适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论畏厌溺；论鲁鼓、薛鼓非无词；论媒氏禁迁葬嫁殇；论子文三仕三已；论束牲载书：皆证佐分明，可称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李恭《序目》称“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论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胜，务取给一时，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见之。可谓皮里阳秋矣。然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於《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於《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僭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傧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於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书》“不作劳”，“”音“闵”，与[B139]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郭《注》：“未见所出。”浩引《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於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刂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後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於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辨别，後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ゼ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於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溽”，於《象传》饮食之义固符，於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荟卒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广苗>”，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荟卒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於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著某人所录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於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後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著录於礼类。史绳祖《学斋亻占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於《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於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率燎於炉炭，洗肝於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於室，又出以堕於主。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於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於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跸”，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祭者，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於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离。”《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则朝践之节，神一依於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无统，非所以明精专也。《论语补义》又谓：“鲁行於秋尝之时。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吉於庄公。”《僖八年》：“秋七月，於太庙。”《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庙。”《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庙。”《昭十五年》：“二月，於武宫。”《定八年》：“冬，於僖公。”据此，则鲁之祭四时皆举，不得拘以尝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明堂。”《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称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则六月实建巳之月，於周正为夏，不为秋也。永既据《明堂位》六月为月，而以六月为周正之秋，则是以六月为建未之月矣。同一鲁也，记者於正月、七月称日至，则用周正，而於六月则又用夏正，恐无是理。永又引《祭统》“内祭则大尝”书“”於“尝”下，明大在尝月。不知“”在“尝”下，不过错举之词，犹之《传》曰“尝於庙”，尝在前而错举之，则曰“尝”也。然则“经”文“尝”在“”上，原不谓在尝月也。永又引《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も刚”为在尝月之证。不知毛《传》曰“诸侯夏则不礻勺，秋则不尝，惟天子兼之”，郑《笺》曰“秋尝祭，於夏则养牲”，是毛、郑皆不以此节为祭也。今据《鲁颂》为尝同月，尤为未允。然其他条则典确不磨。若《尚书补义》以西海为青海，谓西海郡虽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则西海之名甚古，并不始於莽也。《春秋补义》谓兄终弟及、宗庙昭穆之世，天子诸侯不得过四亲，而昭穆之庙不必限以四，并斥万斯大所据明堂五室之说。又谓春秋之世兵农已分，引《管子》“制国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在当时，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论语补义》谓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缕为升，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岂更可倍为二千四百缕？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辨析尤为精核。其他於《禹贡》之舆地、《春秋》之朔闰，皆考证赅洽，於《经》文、《注》义均有发明，固非空谈者所及，亦非捃拾为博者所及也。
△《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字亦韩，亦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会试中式举人，未及殿试。乾隆辛未荐举经学，特赐国子监司业衔。是书皆其说经之文。名“经咫”者，用《国语》晋文公“咫闻”语也。祖范膺荐时，曾录呈御览。此其门人归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於《礼》後。其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原序》称“文不离乎《六经》、《四书》，说不参乎支离怪僻。”视萧山毛奇龄之专攻前人，同一说经，而纯驳显然。今观其书，如驳《公羊传》“弟为兄後”之说，而取其“母以子贵”之文；驳婚礼不告庙之非；《论语》“无所取材”主郑康成桴材之说；谓甯武子不及仕卫文公；谓“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类：取奇龄说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书》显然立异耳。祖范学问笃实，必非剽取人书者。或奇龄之书，盛气叫嚣，肆行诽诋，为祖范所不欲观，故不知先有是说，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龄经说，以诸贤配享为多事，而谓学宫祀文昌、魁星为有理，则祖范终无是也。
△《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归安人。是书校正《九经》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经无重文》。如褫字、<豕贲>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本义》疑衍；《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类。第四卷、第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於上，以石经不同者列於下。其诸书援引异文，亦并附著。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磐”《释文》“一本作盘”之类。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君子体仁”，“仁”董遇本作“信”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本训豕走，而《易》之“彖”则训为断；“毒”本训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训为役之类。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则读飨。“乾坤”之“乾”，在《噬嗑》“乾”则读“干”之类。并其音而改之矣。并附以《异字同义》。如《易》之“鼠”，即《诗》之“硕鼠”。《易》之“О”，即《书》之“杌Ｂ２”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述人》也。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於经学颇为有裨。惟末卷《注解传述人》，全录陆德明《释文》所载，无所考证，苟盈篇帙，殊无可取。骈拇枝指，姑置而不论可矣。
△《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字仲林，长洲人。是编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首为《叙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一子卷，实三十三卷也。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於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复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风教观摩，凡著述之家，争奋发而求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馀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自序》谓创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昼夜手录，几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至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诀义》，今《永乐大典》尚存遗说。是书列皇氏书於佚亡，而史氏书亦未采。盖海外之本，是时尚未至中国，而天禄之珍，庋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经生耳目之所及者，则捃摭亦可谓备矣。
○附录
△《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编。字子双，华容人。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徵见，皆谶纬之说也。《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後，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著於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於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库宏开；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於《永乐大典》之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为数百年通儒所未见，其馀则仍不可稽。盖遗编残图，十不存其一矣，尝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谓之《微书》：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一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一曰《阙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即此书。今三书皆不传，惟此编在，遂独被《微书》之名。实其中之一种也。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以今所得完本校之，不过粗存梗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馀条，少者数十条。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於千百年後，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其所引据，出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纬与经，名虽相辅，实各自为书。卦气之说，孟喜始据以诂《易》，何休、郑玄援引尤多。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子》欲於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此实说经家谨严之旨，与孙复说《春秋》而废《传》，郑樵说《诗》而废《序》，深文巧诋，务排汉学者不同。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如郑玄注《礼》，五天帝具有姓名，此与道家符何异？宋儒辟之是也。至於蔡沈《书集传》所称“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河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实《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条皆朱彝尊《经义考》之说）。以至“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承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作《易本义》亦弗能易，实《易稽览图》之文。《洛书》四十五点，邵子以来传为秘钥，其法出於太乙九宫，实《易乾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尽废之。然则辑此编於经义亦不无所裨，未可尽斥为好异，故今仍附著《五经总义》之末焉。
──右“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徵，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於说经矣。今所甄录，徵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盖自王柏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圣籍者，其覆辙可一一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