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五年(200年)，东吴版图的奠基人孙策在临终前，将印绶交给其弟孙权并嘱咐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事实证明，孙权不负兄望，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代，不但终其一生未失江东寸土，而且使基业不断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业之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中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
在陈寿看来，孙权和勾践都是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的英雄豪杰。正是由于勾践和孙权都曾忍辱负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杀害功臣之举，都在战略上使用过“美人计”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史学界几乎一致支持陈寿的看法，认为将孙权比作勾践再恰当不过。然而，如果将此二人放回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孙权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计”方面和勾践有着本质区别，可谓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践是中国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师于夫椒，接着围困勾践及余部五千人于会稽山上。勾践走投无路，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也就是说，如果吴王夫差乐意，越国举国女子都可以按“门当户对”的原则去侍候吴国的男人。这样，“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践一人，越国所有君臣都将蒙受奇耻大辱！吴王夫差听信谀臣太宰嚭答应求和后，勾践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吴为奴。勾践不仅亲自为夫差驾车养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主动尝其粪便以诊病情。
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关羽后，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加屈降于曹操。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汉，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于禁等曹魏降将。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魏国的忠心。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此时吴将陆逊已经大破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
“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齐国。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