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之所以选择管仲，历史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的重臣鲍叔牙的劝谏，而鲍叔牙劝说中，最打动齐桓公的，却只有一句话：“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足够了，要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对于志在天下的齐桓公来说，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齐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简单，齐国要想称霸，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足够，但却面临三个要命的问题，他的哥哥齐襄公，表面看死于内乱，其实却正是死于这三个问题上。
三个问题，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散”，确切地说，是内政分散，经济分散，军力分散。在当时，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管仲。
先说内政分散。当时的齐国内部，国家的权力表面上归国君，其实却以宗法制为基础，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贵族手中，国君的权力实在有限得很，特别是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更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经常是国君对外扩张热情很高，却遭到下面的抵制，结果就徒唤奈何。
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国君的威权也远远不够。国君用人办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贵族大臣们的讨价还价，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却大打折扣。齐襄公之所以性格横暴，对下面采取打压政策，也完全是因这种行政分散体系所导致，结果更不幸，一个小小的官员工作调动问题，却演化成一场差点颠覆齐国政权的政变。而齐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齐国两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顺利登基，这样的条件下当国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实却如履薄冰。
其次是经济分散。齐国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国君和国家，也同样是那些宗族贵戚。在齐桓公之前，齐国在渔盐、采矿等支柱产业上，都很难获得丰厚的税收，下面的宗族们赚得盆满钵满，政府却一分钱都收不上来。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候不得不靠削减官员以及贵族的俸禄，用以补贴国家开支，因此常常激发变乱。
军事的分散更严重。齐地本身就不是民风彪悍的地区，国家人口虽多，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以及可用于征调的兵源都严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队缺乏训练，安于太平。而当国家有战争的时候，齐国军队在战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显出来。而齐国的外患相当严重，鲁国虽然已经衰弱，却依然是齐国眼前的威胁，北面更面临虎视眈眈的山戎。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面对强敌环伺的局面，齐桓公争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遥远。
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是基于他对自己，以及对于齐国大事洞若观火的了解。如果齐桓公仅仅想要做个承平之君，关起门来过安稳日子，那么他鲍叔牙是胜任的，但如果齐桓公要继承兄长的遗志，完成齐国的称霸大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能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这样成为了齐桓公的上宾。鲁国的囚车刚进齐国，齐桓公就派鲍叔牙来迎接。进了临淄后，连囚服都没换的管仲，就当场被任命为齐国的相国。这在当时看来，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说管仲有过“弑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当时也是被鄙视的。他出身低贱，年轻的时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过小买卖，也当过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时代，这样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来非议纷纷。但齐桓公不管，他坚持重用管仲。
在相国位置稳固之后，管仲开始着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决前述的三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说起改革的内容，自然有发展生产、奖励耕战、恢复经济等，但关键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经济国有化”。主要内容就是把冶炼、食盐等原本由私商、贵族经营的产业统统收归国有，垄断其巨额利润。这个时期，齐国创造性地设立了“铁官”，即专门负责冶炼产业的官衙。由政府出钱招募工匠，开采铁矿，用以制造农业工具和武器。此举一举两得，一则国家获得了冶炼业的巨额利润，二则铁器开始推广使用，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又提高了军事科技。这一时期的春秋国家，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青铜器，以铁器武装军队，就是从齐国开始的。
另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食盐业，管仲当然也不会放过。齐国设立盐官，负责招募百姓煮盐，并制造船只租赁给百姓，鼓励百姓去深海捕鱼。就这样，盐铁两大产业的控制权，从此牢牢地抓在了齐国国君手里，这等于抓住了齐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传统的赋税改革，管仲也动足了脑筋，在农业税征收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缴纳赋税，产量高的多交，产量低的少交。在当时的齐国，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贵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实施，既减轻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又把大量的财富从富人手中收到国家的手里。齐桓公的腰包，从此才真正鼓了起来。
管仲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条条都触及到齐国传统贵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个改革的推行却异常顺利，除了有人骂了几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进行经济国有化之前，管仲也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军事改革。
管仲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想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否则那些贵族手里有钱有兵，一旦闹将起来，说不定齐桓公就成了下一个齐襄公，所以要剥夺贵族们的钱，就要先剥夺他们的兵。管仲的办法是“寓兵于农”，他规定国内五家为一轨，十个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分别设立官员进行管制，每五个乡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额有一万人。当时的齐国一共划了十五个乡，也就有了三万常备军队，按照当时的人口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齐国的军队，共分为十五个乡，“三军”由齐桓公直接统治，当年辅助齐桓公登基的高氏与国氏协助统领，这样国家的军事指挥权，就牢牢地抓在了齐桓公手里。原本的贵族们，从此再难对国君构成威胁。这政策对后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缔造了许多“历史流行语”。比如“号令三军”，就是起于管仲创造的“三军制度”，而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构成，也是在这时期形成雏形。
在进行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齐国后来争霸产生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齐国旧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对国民经济绝对控制权以及军队的绝对掌控的同时，管仲对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
在地方上，全国共分为二十一个乡，国内老百姓士农工商四阶层，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划分居住范围，其中工商住在六个乡，士农住十五个乡，士为独立的职业军人，专司作战，农民专司种田。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进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设立五属，每个属各设立一个大夫，大夫直接对国君负责，由国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严密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形成了，齐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
经过了数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齐国已经拥有了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军队，严密的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无论是经济条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的组织制度，都远远领先于中原诸侯国。霸主地位，舍我其谁。所以从公元前681年开始，齐国正式开始了争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称霸口号——尊王攘夷。齐桓公的霸主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