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生于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殁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死时年仅38岁。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不高,许多史书都把他描写成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之人。一度是唐朝太子的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产生了怀疑。
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度,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整天沉迷于酒色和游山玩水之中,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渐成燎原之势。李渊是贵族的后代,手中握有关右十三郡兵。当时老百姓之中盛传“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深受隋炀帝猜忌的他,决定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密图霸业,起兵太原。在短短的时间内,李渊率军入主关中,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扫荡群雄,收拾残破河山,建立了全新而强大的唐王朝。
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的功绩一直为《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所称道,而李建成所起的作用却绝少记载,甚至把他的为人贬得一文不值。有说他“荒色嗜酒,畋猎无度”的,也有说他“以庸劣居其右”。于是乎,在人们的印象中,李建成一直是一个无能的纨绔子弟。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渐渐发现,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上关于李建成的记载并不可信。
早在清朝年间,著名的历史和考据学家赵翼,就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一个朝代的国史如果是修于后朝,那么后朝的史官一定会据史直书;但如果国史是修于本朝的话,其中就必定会有曲笔回护之处。唐高祖和唐太宗两朝的《实录》、《国史》都修于太宗在位期间,用赵翼的话说是“言多回护”。《旧唐书》的文义大多来源于唐朝的《实录》和《国史》的原文,因此,其中的许多记载是否完全属实就值得后人商榷了。《新唐书》与《旧唐书》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编撰义例和对文字的删简润色,从内容上说,大部分还是承袭《旧唐书》的,因此它的史料来源同样不太可靠。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出于维护正统的目的,唐纪部分的史料也多采自《实录》和《国史》,即便如此,他在《考异》中对于诸多记载李建成“恶行”的史料也表示了“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的愤愤不平。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肯定李建成是一个才智之人,绝非庸懦无能之辈。罗香林先生认为自义旗初举,以至攻克京师,建成与世民功绩相当。西河之克,固由二人之力,京师之克,则建成所部更有先登之功。他认为《通鉴》的庸劣之说是不足为训。此后有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李建成的所谓“庸劣”问题。
学者们指出,唐太宗李世民的皇位并非合法继承而来,他是通过喋血宫门的玄武门之变,逼父杀兄,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成为后世子孙的榜样,因此,唐太宗非常在意史官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在夺得皇位之后,他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载李世民上台后曾不顾反对,坚持要看国史,房玄龄与许敬宗就删改国史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献上。由此看来,实录曾经被篡改是毫无疑问的。近人章太炎也认为:“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在否定了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于李建成的记载之后,学者们又找来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比较客观和可信史料,对李建成短暂的一生做了一番新的探索和诠释。
他们认为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谋者和组织者。李渊密谋反隋之时,李建成已经25岁,长期跟随李渊左右,深受李渊影响的他,养成了直率、深沉和宽容的个性。与年仅16岁、在政治上还不太成熟的李世民相比,他更容易得到李渊的信任。在密谋反隋之时,李渊不可能抛开李建成而单独同李世民商量。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一共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自己和李世民共同组织;另一个则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由于李渊曾经在此追讨过农民军,所以有一定的政治基础,而且李渊有许多贵族亲属在关中。河东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在河东进行活动,既可以接纳关中豪杰,有利于夺取关中,又可以响应太原,便于两个基地之间互相呼应。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7年),李渊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暗中在河东联合各路英雄豪杰,并且让当地很有名望的人物协助他,以掩盖他的活动。而李建成也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在当地倾其所有赈济百姓,广泛结交,招揽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便以礼相待,真诚相交,因此河东人士都争相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李建成的出色表现无疑为起义军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高兴异常,并且让他担负统领军的重任。
李建成也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李建成始终是领兵的主将,任左军统帅。李渊反隋的战役首先在西河打响。西河靠近太原,是唐军进入关中的第一关口。李渊很看重西河之战,认为它的胜利与否,将决定自己霸业的成败。为此,他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迅速夺取西河,在战斗之前,李建成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他制定严格的军法,整顿军纪,并且亲自查看西河地形,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的行为使唐军将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于是军心大振。在战场上,唐军士兵个个奋勇杀敌,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克了西河。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初战告捷之后,李建成又与父亲和弟弟克服重重困难,在四面受敌的强大压力之下,运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出色地指挥了霍邑之战和憧关之战。唐朝建立以后,李唐统治者根据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北有刘武周、突厥,南有萧铣、李子通的局面,制定了首先巩固关中地区的统治,然后出关对关东群雄逐个歼灭的战略方针,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此时李建成已被立为太子,由于太子是国家的储君,需要经常留在君主身边参理朝政,协助君主制定各项政策方针,所以对突厥的战争主要是由李世民领兵进行的;然而这些战役的胜利同李建成防御突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武德三年(621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建成镇蒲州,防御突厥;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李建成北伐稽胡。
唐朝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刘黑闼。刘黑闼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将,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河北起兵反抗李渊。李渊先后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征讨,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他们战后在当地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武德五年,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浩大,很快又夺取故地。李建成在魏徵、王硅的建议下,请令征讨。他深切地体会到,历经隋末战乱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定,于是接受魏徵的建议,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放的士兵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举措不仅争取到了民心,而且还达到了瓦解斗志的作用。结果刘黑闼的部队很快就解散了,刘黑闼本人也被唐军擒获,河北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李建成又在武德五年、六年和七年多次防御突厥。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初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渊于公元618年五月登基,根据自古以来“立嫡以长”的原则和在历次战争中的功绩,李建成于次月被确立为皇太子。李渊对李建成寄以厚望并且悉心栽培,为了培养他的治国才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他派了年高德昭、为官清廉、性格耿介的名臣李纲和郑善国辅助他处理各种军国政务。李建成很善于网罗人才,建唐前后,为国家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比如:他的谋士魏徵,就在贞观年间以勇于谏诤而闻名,李建成对他相当尊敬;他的心腹武将冯立在贞观年间也有不俗的表现,还有名臣韦挺、李纲、郑善国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根据以上的种种分析,多数人认为李建成并非庸懦无能之辈,他有着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隋末唐初复杂动荡的时代风云中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李建成“庸劣”之谜的关键,是对史料真伪的研究和断定。建成的庸劣和唐太宗头上的神圣光环是互相联系的,如何确切评价仍需历史学界在今后的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