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明朝第六代皇帝。即位时有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社会尚算安定。自正统七年(1442年)，王振掌权后，政治开始腐败，塞外的瓦剌不断抢掠。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由于用兵不当，导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主张立明英宗的亲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景泰帝)，史称明代宗。此后，大明和瓦剌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如果不是于谦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的厉声高呼，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就会犯逃跑主义，大明帝国就会轻松地丢掉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于谦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义言辞，狼子野心的也先就会继续以朱祁镇为要挟，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转折。然而，明英宗成功复辟后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谦以“谋逆罪”关进了死牢，五天后“弃市”。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时，笔者在为于谦身遭惨死扼腕叹息、悲愤落泪的同时，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论清廉，于谦自奉俭朴，两袖清风;论能力，于谦胆识非凡，处乱不惊;论人格，于谦心系国家，义薄云天;论操守，于谦安于淡泊，刚正不阿。于谦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再说明英宗能够重返大明，也全靠于谦与也先的智勇周旋，这一点明英宗比谁都清楚。但他还是一边说着“于谦实有功”，一边下达了死刑命令。那么，明英宗为何非要置于谦于死地呢？
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明英宗，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为此，明英宗废除了景泰帝名号，改元“天顺”。天者，天命所归;顺者，顺应民心。年号虽然改了，景泰帝也已经废了，而对当初危难时刻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如果不加以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其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是“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所以，当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杀掉于谦，抄没家产，家人充军。
失去过，才会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明英宗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变成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继而成为一个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最后梦一般的再次坐上皇帝宝座，期间的辛酸、悔恨、羞辱、磨难，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所以，他对失而复得的皇位愈发珍爱。杀掉于谦，不过是他树立权威、挽回颜面的无奈之举。然而，于谦毕竟是无懈可击的，找不到罪名，这让明英宗很头疼，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飞谋反的伎俩又派上了用场。不过，岳飞的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于谦的罪名是两个字“意欲”。
于谦被杀，“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为之落泪，就连皇宫内的孙太后也为之感叹。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明英宗来说，皇权永远是第一位的。明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明宪宗即位，于谦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明宪宗在赐给于谦的祭文中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着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祭文中，明宪宗把于谦的死完全归因于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多半是为明英宗开脱。不过，明宪宗即位后能立即为于谦平反，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别叮嘱。人做错了事情，总会内疚不安的，皇帝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