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参观过很多古寺名刹，但西夏大佛寺带来的感觉却是不同的。
它从西厦王朝走来，藏居于“塞北江南”，免于去面对那慢慢消磨一切的西北漫天的风，和苍茫的戈壁荒漠。900年间，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和衰落，也见证了佛教的东进历程，愈发令人感觉到其历史文化意义的厚重，而这份厚重让人只有肃穆的份。
明宣宗朱瞻基有更精准的评价：“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
古时，甘州佛寺林立，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其中，大佛寺——始建于西晋的迦叶如来寺最为知名。
迦叶如来寺与昙无谶被杀
迦叶如来寺知名是因为一个被谋杀的高僧，大佛寺闻名则是因为其帝王足迹。作为大佛寺前身，迦叶如来寺约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魏晋五凉时期，中原战火频仍，但河西一带相安无事。大批高僧避迹迦叶如来寺，传法布道。由于张掖东达长安、西通西域、南连青藏、北临漠北，西方僧人东来，迦叶如来寺成了落脚地。北凉时期，涅槃宗创始人、天竺高僧昙无谶驻锡迦叶如来寺。
北凉弱小，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心想要“博通多识，秘咒神验”且能让妇人多子的昙无谶，北凉之主沮渠蒙逊束手无策。沮渠蒙逊的心里是矛盾的，拒绝拓跋焘会引来亡国祸端，而遣送昙无谶去魏则为敌所用。当时，昙无谶提出再赴西域求《涅槃经》后半部，沮渠蒙逊表面上大方地助其西行，却在路上派刺客暗杀了他。
昙无谶被杀，法进等昙无谶弟子造涅槃佛像。此后，北魏太武帝灭佛。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四次反佛——“三武一宗”运动之一。法进等人将涅槃佛像秘藏于迦叶如来寺之下，而后逃往西域，迦叶如来寺自此成为一片废墟。
北魏文帝拓跋濬解除佛教禁令之后，迦叶如来寺逐渐恢复，但到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宇文邕再次宣布灭佛。两次灭佛行为虽然都是阶段性行为，但由于来自帝王，所以对佛教破坏巨大。
隋文帝杨坚甫一登基，便尊崇佛教，下令恢复北周武帝废佛时破坏的寺院，位于张掖城内的万寿寺，在杨坚登基次年便得以重建。《隋书》载，杨坚生于佛寺，在寺中由尼姑智仙养到13岁。
毁寺和护寺
唐初，张掖郡改称甘州。北宋时期，宁夏一带的党项族从回鹘手中夺取甘州。在攻占河西各州之后，西夏立国，大力尊崇佛教，设置僧官，甚至以马匹与北宋皇帝交换经书。公元1086年，年仅三岁的西夏崇宗乾顺即位，其母梁太后听政。
公元1099年，辽道宗派使臣到西夏，以毒酒害死梁太后，结束了梁太后的专权。崇宗在辽国的扶持之下开始亲政。他一改之前的“尚武重法”为“尚文重法”，并进一步推崇佛法。
西夏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西夏国师嵬眻称从地下挖出一尊翠瓦覆盖的卧佛。大概在西夏贞观三年(1103年)西夏国寺——卧佛寺在迦叶如来寺的基础上建成，并赐额“卧佛”。
如今的大佛寺大佛殿绘有《西游记》和《山海经》壁画，安放有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佛祖释迦牟尼的涅磐像。他安睡在大殿正中高1.2米的佛坛之上，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约4米，脚长5.2米。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八个人并排而坐。在卧佛左右侍立的阿难尊者和迦叶尊者都面带戚容，唯有佛祖坦然微笑，以示寂灭圆满。佛祖身后有十大弟子群像，旁有优婆夷、优婆塞及十八罗汉等塑像，还有罗汉若干，分列两侧，泥胎剥落，侵蚀斑斑，依然保持原貌。
整尊卧佛先造木架，然后用木条拼出身体，最后敷泥妆金。佛身及佛首内均有密室，藏有历代信徒供奉的经文珍宝。卧佛的下腹部有明显的修补痕迹。讲解员解释说，这是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破坏而后修复的痕迹。1966年，“红卫兵”用炸药炸毁卧佛，没想到卧佛腹部打开后，涌出了当初放置礼佛的石碑、铜佛、铜镜、铜壶、佛经等，还有一块铅牌，记载了明成化年间地震。“红卫兵”忙于夺宝，忘了灭佛。当初礼佛信徒也没想到救了佛祖。
佛像内部的木质骨架是西夏原物。在殿后的藏经阁里，藏有唐宋以来的佛经6800余卷，其中《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和金泥手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镇寺之宝。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于永乐八年(1410年)雕印，到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集中经、律、论三大部，共收佛经1621部6361卷。颁赐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历时5年才运抵张掖，归藏大佛寺。驻守张掖的太监王贵，购置名贵的绀青纸，延请书画名家，用金泥、银泥书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序文以金泥书写，经文以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等称谓，再用金泥加以重描，每卷卷首扉页用金线描绘佛画一幅。
清初米喇印、丁国栋反清复明，发动回民起义，在进入卧佛寺“搜装锦甲”，损毁佛经900余卷。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川陕总督年羹尧率师进驻甘州平叛。是年六月，年羹尧得知甘州城南崇庆寺喇嘛与罗卜藏丹津勾结，下令诛杀该寺喇嘛三十余人。这一事件导致西北更大规模的叛乱，许多藏传佛教僧人纷纷加入。年羹尧下令死守甘州城，两年之内，卧佛寺沦为兵营。平叛结束，经历了四年的平静之后，征西大将军岳钟琪率师西征，卧佛寺再次沦为兵营仓库。乾隆朝，以卧佛寺为仓库，民国时期，驻军长达十余年。
1937年，日机轰炸兰州。大佛寺僧人将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后又秘密运回，经橱砌在藏经殿的后柱间。此后，藏经的秘密，由寺中住持代代相传。
1949年后，本觉比丘尼住进藏经阁殿旁的小房子里，对此秘密一直讳莫如深。1975年，看守佛经的本觉已是贫病交加，在破炕起火中不幸圆寂。在拆毁过火的房子时，工人在炕下面发现一个地下通道，通道的尽头，就是完整的12橱经书，“国宝”重见天日。
在肃穆的大殿里，你一定会感叹佛像的伟大、寺院建造者的伟大、经书翻译与抄写者的伟大，但我认为更伟大的，是本觉比丘尼这样的以身护法者。正如大殿前的对联所书：“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若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
如今，踏入大佛寺正门，再进入中轴线上的大佛殿，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优雅地侧卧在我们眼前，金装彩绘，形态逼真，视之若醒，呼之则寐。
传说泛滥的大佛寺，元顺帝是宋恭帝的儿子？
卧佛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白世永问不明。这是大佛寺山门的副楹联。大佛寺还有哪些秘密？
相传，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克烈氏因为大佛寺佛法灵验，即将临盆的她前去朝拜许愿，在寺中产下忽必烈。别吉太后信奉基督教，忽必烈便在大佛寺中增建基督教建筑，并将佛寺易名十字寺。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被传出生于十字寺，甚至被传为宋恭帝赵之子。
宋恭帝赵即位时只有四岁，在位仅两年，随母降元。他被押送到大都后，受封为瀛国公，安置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派18岁的赵到吐蕃学习佛法，实际上是逼迫他到西藏出家。
赵到吐蕃后，长期住在萨迦寺，法号“合尊法宝”，曾任总持之职。赵家的人文化素养一脉相承。赵在吐蕃很快就学会了藏文，还翻译了《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作品，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合尊大师吟诵《在燕京作》：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这首诗为何会给这位亡帝招来杀身之祸。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二十字含蓄无限凄戚意思，读之而不兴感者几希。”诗中藏典，不太好理解，先解释一下。
林和靖就是林逋(967一1028)，写出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那位隐居诗人。他在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生不仕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燕昭王筑此台，置千金于台上，以招延天下贤士。这里代指燕京。
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真想请人捎信，问一问杭州的林逋，自从我离开后，梅花又开放了几度？我这黄金台下的异乡之客，应该是不能够再回去了。
宋朝以文治国，宋太祖的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以恢弘浩大的帝王气象开国，而赵则凄凉深沉的故国哀思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元英宗听闻此诗，派人杀死赵，时年53岁。
又有传说，合尊大师被赐死的地方就在卧佛寺。汉文《佛祖历代通载》有这一句：“至治三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有人因此认为：“瀛国公是英宗至治三年被赐死于河西的。”但也有人以“赐瀛国公”是独立成词的，不是被赐死的意思。宋亡以后，宋恭帝赵曾徙居元大都、上都、乌斯藏、甘州(一说还有谦州，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等地，是中国历史上游历最远的一位汉人皇帝。至于是不是死在大佛寺，存疑。
元顺帝被传是宋恭帝的儿子则与元文宗的宫称廷斗争有关。在元明宗和世瓎避难金山(阿尔泰山)期间，纳了一名回回女子罕禄鲁迈来迪，并与她生了妥懽帖睦尔。迈来迪生下妥懽帖睦尔后便去世了。
元末明初人权衡撰《庚申外史》，说瀛国公驻锡甘州山寺(即大佛寺)时，封地位于汪古部旧地及居延一带的赵王曾以一回回女子与之，此女子即元顺帝生母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回回女生一子。时值还是周王的元明宗流亡西北，过甘州山寺，见赵幼子，“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将该母子收为己有。
明代时，这说法传得有板有眼。明人袁彻又记载明成祖朱棣曾览历代皇帝画像，发现元顺帝长得像极像宋朝皇帝，验证了元顺帝是宋帝之子的说法。
这一故事在明代广为流传，被认为是宋朝德泽绵延、天道报复元灭宋室，才让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国之君。出现这种传闻的原因，大概与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称妥懽帖睦尔非元明宗之子有关，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说法仅系野史记载，荒诞不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说乃宋遗民伪造，明人“附会而盛传之”。
元顺帝与赵宋皇族，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勾连，反映了汉地百姓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心生遐想罢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蒙古史籍记载，元顺帝北逃时，有一个哈屯(皇后)弘吉剌氏已怀孕三个月，被朱元璋俘虏纳为妃子。这位哈屯祈祷再怀三个月再分娩，以免被朱元璋发现，果然她怀了十三个月生下了皇子，这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所以蒙古人认为明成祖朱棣实为元顺帝的儿子。
不过，大佛寺与皇亲国戚之间的关系倒是密切。据统计，从西夏至清季，有8位皇帝和3位皇太后与张掖大佛寺或许有过关系，其中有四位皇帝敕赐寺名——公元1103年，西夏乾顺帝赐“卧佛寺”;公元1419年，明成祖赐“弘仁寺”;公元1427年，明宣宗赐“宝觉寺”;公元1678年，清康熙帝赐“宏仁寺”。
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商埠，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时曾驻于此，会见了西域27国的君主和使臣，还亲自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互市。隋炀帝还令河西一带的仕女聚于张掖，盛装艳服夹道迎宾，奏乐焚香，歌舞喧哗。相传杨广的行宫即设在迦叶如来寺，杨广接见高昌王，并让随行高僧为高昌王讲《金光明经》。
大漠孤烟，声声驼铃，古老的丝绸之路总是以这样经典的镜头，定格在历史的记忆深处。但盘桓在张掖的几日，眼前尽是杨柳、芦苇，如果不是远处隐约出现的祁连山脉，我们甚至忘记已身处河西走廊中部。
今天我们踏上的这片土地，或许也印有2000年前开拓者先行者们的足迹，那么远，又这么近。中华文明的精魂渗入这山重水复、默默无言的大地上，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无一不让我们沦陷其中，带着朝圣之心追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