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地方史组三个都戴眼镜的研究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室。组长赵昌被留下听候所领导对运动的安排部署。这三个人前前后后进了屋，谁也没吭声，各就各位，象往常那样从桌上或抽屉里拿一本书看；天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
本组年纪最大的老研究员秦泉的脸色非常难看。此人很瘦；面皮如同旧皮包那样黯淡，高颧骨象皮包里塞着的什么硬东西支楞出来，正好把一副普普通通的白光眼镜架祝他是个仔细、寡言、稳重的人。胳膊上总套着一对褐色的粗布套袖，和他每天上下班提着的书包用的是同一块布料。看上去，很象个细致又严谨的银行老职员。长期的案头工作使他驼了背。整天虾一样弓腰坐着，面前一杯热水和一本书，右手拿钢笔，左手夹一支烟卷；长长的脑袋被嘴里吐着的烟纠缠着，宛如云岚缭绕的山头；有时烟缕钻进他花花的头发丝里，半天散不净。这便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他一天不停地喝水和上厕所，咽水的声音分外响；平日为了不打扰室内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安一静，他喝水时总是尽力抑制自己的毛病，把一口水分做几次，小心翼翼地咽下去。今天他似乎忘了。一边喝水，喉咙里一边咕噔咕噔地响，象是咽一个个小铁球。
他是五十年代出名的右派，而后摘掉帽子，但仍是所里唯一的身上打过“右”字号戳儿的人物。那种戳儿打上了，就留下深深的印记，想抹也抹不掉，每逢运动一来，都照例被作为反面人物中的一种典型，拿出来当做进攻的靶子。他属于那种人们常说的“老运动员”。虽然饱经沧桑，眼见过各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眼下仍不免心情烦躁。因为他很清楚马上又临到头上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另一个白胖胖，却坐在一边呆呆发怔。他叫张鼎臣。才过了五十岁生日，圆头圆脑，皮肤细腻而光亮，戴一副做工挺细的钢丝边眼镜，装束整整齐齐，衣料也不差；乎时爱吃点细食，不吸烟；牙齿刷得象瓷制的那样洁白，并且总在笑嘻嘻的唇缝中间间露出来。他的古文颇好，对清臾很有些研究，只是脸上总挂着些笑意，说话爱迎合人，带点商人气味，引人反感。
他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生计的关系，自己经营过一家小书铺。书架上总放着七八百册书，一边看，一边卖，积攒下知识和钱财。后来经本家叔叔再三劝说，在那个堂叔开的小贸易行里入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股金。小贸易行经办不力，几乎关门。由于碍于叔侄情面，不好抽出股份，只当做买卖亏掉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这奄奄一息的小贸易行被合进去，他反落得一份微薄的股息。这份股息致使他在文化革命初期被当做资本家挨斗游街。他的成分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确定。如同没有系缆的小船，在这将到来的风浪中，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中间，唯有戴黄色圆边近视眼镜的吴仲义是个幸运儿。
他的历史如同一张白纸。平时的言行又相当谨慎，无懈可击。为人软弱平和，不肯多事。前一度，所里的人分做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他在一旁逍遥自在，但按时上下班。在班上虽无事可做，也决不违犯所里订立过的那些章程制度。两派都争取过他，他却一笑了之。幸亏他夙来是个胆小无能的人，无论哪派把他拉过去，最多只是增加一个人数。因此，两派都不再去理他。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在一场场运动中间的间歇，也就是抓业务的时期里，他却是所里目光集中的一个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多岁，学识相当扎实，工作认真肯干，研究上经常出成果。他是专门研究地方农民运动史的。这一内容始终受重视，他因此也受重视。他的成绩是领导和上级治所有方的力证。谁都认为，这是他在所里平时受优待、运动中受保护的资本……因此运动一来，他就被那些有污点而惴惴不安的人钦慕、眼馋，甚至有些妒嫉呢！好似山洪冲下来，人家站在平地上担惊受怕，他却在石壁下、高地上，碰不着，扫不上，得天独厚，平平安安。
可是，谁知道那是怎样的时候呢？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一点点过错就会招来灾祸，它逼得你去搜寻自己的过失，并设法保护自己；本来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在那种凶险的情势下，也会无端地心惊肉跳，疑神疑鬼……
快下班时，组长赵昌推门进来，用一种与他平时惯常的温和略显不同的比较严肃的态度说：“革委会决定，从明天起开始整天搞运动，一切业务暂停。事假一律不准；医生开的假条必须草委会签字盖章方可有效。由明天算起的头一周，是大揭发大检举活动。每人回家都不准停止大脑的思维，去回忆平日哪些人有哪些错误言行，以及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做好互相检举揭发的准备。”
赵昌的话说完。大家收拾东西离开房间的时候，不象往常那样互相打个招呼，说一半句笑话。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谁也不理谁，各自走掉，似乎都有了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