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写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者，信口雌黄！”他惯常上午九点半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台钢琴供他天天中午两点半弹奏。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总会画几笔。书桌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巴尔特爱笔成痴，喜欢买各种笔，写一篇文章总爱新笔旧笔换来换去地写。他连鹅毛笔都用，可是绝对不用圆珠笔，说是这种笔只配偶尔记记零星杂感，勾画不出惬意飞动的文思。他始终最爱用细致的自来水笔，觉得一管在握，锋棱崭然，毫发无憾，意到笔到！写作原是家庭手工业，今昔中外作坊环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说，纸笔之类的生产工具作家大半都相当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礼部主事，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家境虽然贫寒，居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之外，洗砚池边更沃以饭渖，引出绿褥似的青苔；墙下又葬了薜荔，经常洒些鱼腥水，日子久了，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更是制作不俗，铺设得体，入目心神为之一爽。这些“清规”，正是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写作“礼仪”，仿佛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巴尔特甚至向往中国古人重视书道、临池专心如僧侣摒除杂念的毅力。这样的流风，到了机械文明硬体发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认识、另作安顿了。
“我不断在认真改造自己去适应时代潮流”，罗兰·巴尔特说。他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天天花半个小时练习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机风味的文稿”。
他说他的写作过程通常分成手写和打字两个阶段：先是把“情志”笔之于书，求其心手之相合，变成手写原稿；然后是把手稿誊清成印刷体的打字原稿准备付梓销售。巴尔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劳烦别人用打字机代誊手稿，却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打字员受雇主牵制迹近奴隶之受束缚，而写作的天地其实是最讲求自由抒发情志的天地！于是，惟一办法就是巴尔特自己练习打字，希望从此可以不必手写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文章，巴尔特毕竟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宁愿自叹落伍也不轻心冷落案头那些笔。
中国旧式读书人之重书道，固然是以书判取士的形势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这里头当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杨守敬以书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书画很多，可惜身后家人不知宝爱，纷纷给日本人重价买走，只剩一些友朋书札充塞一楼，其中梁鼎芬的短简云：“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周弃子看了不禁感叹“承平文宴，铺风流，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中国书道之衰微的确影响文人的兴味和文章的风韵；现在中文有了打字机，慢慢一定普遍于案牍之实际应用，中国作家迟早都要深刻领略“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写作“礼仪”不衰，尽量在手写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丝美感，那么，中国文人的手稿上起码应有应规入矩的馆阁体钢笔字可看，虽然无复魏晋飘逸之风，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锋棱，心手相合，文章连带也透出些远古的幽思来。
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像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艺术于是开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始终摆脱不掉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压力。美国诗人Frank不再太息：“太多诗人都像中年母亲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们吃不吃。强迫人家多吃会把人弄瘦。谁都不必吸取自己不需要的经验；他们不需要诗歌就让他们去吧。我其实也喜欢看电影。”用不惯打字机的人还是可以用圆珠笔、钢笔甚至毛笔；激光毕竟没有射断历史的细流。钢琴家荷洛维兹可以亲身到衣香鬓影的米兰歌剧院演奏，可是，纽约卡内基堂却同时放映他的演奏影片，运用现代立体效果数码录音技术捕捉当年肖邦的千缕乡愁。Vanity英国热”专辑，讨论今日美国人崇拜、模仿英国古龙气派的现象，从中对照英国人的文雅和美国人的冲劲、英国人的偃蹇和美国人的达观、英国人对过去的眷恋和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