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夏夜的天空是滑梯，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朵、瑞、咪、发、梭、拉、提；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档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最长最温柔的笛从头颅直到脚趾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给你我的中国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伤的鼓从太古直击到永恒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给你我的中国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但永恒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