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写《茶馆》旨在展示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他要把从清朝末年到国共内战期间一般小民的辛酸、无奈、想要改变生活状况却不得的悲惨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并没有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平均的三幕剧切入了这一时期内的三个各有特点、本质却又大体相同的断面。变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各种光怪陆离的茶馆景象深刻的象征着当时社会上的各色人等。老舍的笔象一根探针，每挑开一处疮疤，就有一股腐臭的脓水流出，腐朽的文化影射着腐朽的政治。于是，观众自然而然的感到，如此无可救药的社会自然而然要将它彻底推翻，才能有新生。
为了凸显整个社会的悲哀，老舍在对大多数人物的处理上都采取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如果说，大多数戏剧中，人物本身性格的矛盾和复杂之处是作者大用笔墨的地方，那么，在老舍的笔下，人物则更多地成为一个剪影或社会符号。他们的“极善”或“极恶”被用以描述事件而不是他们本身。于是，《茶馆》的观众不得不常常瞪大了眼睛，来直视近乎荒唐的社会现实。“侍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就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做的”的庞大太监，明明已经断子绝孙却还要摆阔娶老婆；贩卖人口的刘二麻子竟不怕人们知道他一次“搭桥”就赚得190两银子，还大言不惭的宣扬自己的逻辑——“我要不分心，他们也许找不到买主呢”；江湖骗子唐铁嘴大模大样地吸着麻痹中国人的毒品，还美滋滋的宣称“大英和日本同时伺候我一人，那福气……”荒唐当中的幽默反映的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有景致，这些景致在老舍巧妙的串联和结合下，展现了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场景。《红楼梦》中有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茶馆》想来其实也可以如此形容。在会心的微笑过后，观众会从心底油然而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深刻的悲哀。
另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社会渣滓们竟无一例外的采取了“代代传承”的“世袭”制度。贩卖人口的刘二麻子和小刘二麻子，算命骗人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官府爪牙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后辈与前辈们做着本质类似，形式却不尽相同的阴损勾当。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仍没有让这些“小”字辈们为自己而存在，而是继续借他们的行为表现动荡社会的本质：无论统治者如何变换，下层人物的悲惨、无奈,市井败类的邪恶本质没有改变。
当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起伏的。从此处我们并不难看出社会某些方面的“改良”。不妨以刘二麻子父子作为例子：清朝末期，刘二麻子靠权势、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的倒也得意；然而到了第二幕的军阀割据时期，他自己的命运却也悲惨起来——没有生意可做。这倒不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什么有力措施制止人口贩卖活动，只是刘二麻子本身的“理念”和“经营方式”都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封建大贵族扬眉吐气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刘二麻子失去了过去的客户和靠山，乱世袅雄才是新贵。他们在选姨太太时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魄让刘二麻子只能望洋兴叹，没有插手的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再到第三幕时，小刘二麻子的“经济头脑”便不是他爸爸可以比拟的了。他吸取自己老子“一辈子混的不咋样”的经验，勾结政府官僚、权利阶级，一心要成立中国最大的不法营业场所。这样的贩卖人口可说是花样翻新，登峰造极了，小唐铁嘴认为自己和小刘二麻子是“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细想来在那样的病态社会，也只有像他们一样的人物才能立锥于社会吧？
《茶馆》中每一位人物都是一个群体的缩影。这些人物的身上带着沧桑中硬挤出的一丝诙谐，带着偶尔的笑声过后更加不可抑制的失落，带着病态社会的病态气息和整个旧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