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当初和《小戴礼记》(即《礼记》)并行而传。但《小戴礼记》因得着郑玄作注而在唐代列为“经书”；《大戴礼记》却从此长期被冷落，多赖北周学者卢辩的注释得以流传。至清代，《大戴礼记》方日益受到重视，陆续有学者进行整理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